点此链接阅读体验更佳：财迷‖学历倒挂与卷王经济学:从“陆家嘴基金公司岗位鄙视链”谈起
不必谈11月猪肉价格下降接近三分之一：
也不必谈11月CPI同比环比均曾负增长，看上去神州已经站在了通缩的门槛上（当然物价下降，安居乐业，前景还是一片光明，手动狗头）：
财迷今天只谈一件事，那就是学历倒挂和“卷王经济学”，并借此帮助大家看清形势，趋利弊害。
ONE.从脑体倒挂到学历倒挂
1980年代，神州曾经出现一段时间的“脑体倒挂”，简单讲就是“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
究其原因，是因为卖茶叶蛋和拿剃头刀这类行业市场化较早，收益要比尚未市场化的行业（造导弹和拿手术刀）高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造导弹的纷纷下海，拿手术刀的索要红包。
而现在的神州大地，又出现了类似于“脑体倒挂”的“学历倒挂”。各位不信可以看下图：
最近，有好事者发了上面这个“陆家嘴基金公司岗位鄙视链”——拥有金钱资本或者社会资本的人，虽然职位不高，但可能地位比你想象中的要高。
而这种“岗位鄙视链”，其实就是一种“学历倒挂”虽然这更多地是金融人的自黑或自嘲，使用了一点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无风不起浪，类似段子的流传，说明这至少部分反映了现实。
这种“学历倒挂”的现象其实一直存在。比如财迷读书的时候，高校里管财务和后勤的那些大妈，虽然大部分人只是一个本科生，甚至还有部分中专生，但永远板着一副老K脸，训博士/硕士研究生就像训孙子一样，有的甚至连老师都敢训。这背后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大妈往往和学校的各路大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老师也不敢得罪他们。
不过，最近几年，似乎“学历倒挂”的现象日益严重：比如那位江西周公子就曾讲过：名校研究生也不容易进他的单位，虽然他所在的单位也就是一家省级金控集团而已。
说实话，占了便宜没事，占了便宜还要炫耀卖乖，这就真的有点过分。下面这类言论，不知道苦哈哈打工还贷的房奴和小镇做题家们看到了有神马感想？
但是，这确实也反映了现实——如今的神州，当大家为某种资源展开竞争的时候，社会资本要优先于人力资本。与之相关的情况是：学历低的人由于有“strong ties”，反而比学历高的人在单位里地位更高，收入更多。这种情况似乎在愈演愈烈。
学历倒挂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主要还是存量资源不足。在2000年以后，中石油、中石化、四大行以及京东、小米这类企业纷纷上市。这类一级市场业务以及连带的二级市场业务带来的增量资源，让大量二代可以将自己的社会资本轻松变现，年入百万甚至千万。
哪个时候的二代们，从来都是西装革履，住在中环/陆家嘴/金融街附近的套房，每天健身+咖啡，全世界到处旅行，完全不屑于去什么地方金控和城投，和一堆英语都说不利索的土包子们混在一起。
不过，最近几年，神州不再有2000年之后大量企业上市的盛况，这导致各大投行越来越卷，即使是二代，能够进大投行的，也是凤毛麟角。
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从2009年4万亿之后，各个山头（包括各级衙门和交通/石油/电梯等各路系统）手里的资金越来越多，成立了不少地方城投，金控集团。这些城投和金控资金动则上百亿或者上千亿，充当着各种地产项目、实业项目或者创业项目的背后金主大佬。于是，这两年不少二代开始转战各地的城投和金控集团。
二代们去这类地方原因有二：
其一曰：性价比高。地方金控/城投虽然名气不及投行，但性价比高。这种公司是很明显的甲方，钱多事少离家近。周公子就想办法去了阿卡林省的国控集团股权管理部。
其二曰：不用逢进必考。现在公务员都是逢进必考，周公子这样的人，纨绔惯了，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但各级城投和金控集团却愿意抛弃985研究生，转过来聘请周公子这种华东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
实际上，除了城投/金控，学历倒挂在别的领域也开始日益严重。常见的例子是大量一线城市拆迁户可以靠着收租天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除了泡吧就是泡妞。而大量从二三线城市来到一线城市的985/211学生，却不得不在掏空了六个钱包付清首付之后，还要应对996或者007的残酷内卷。
与此同时，拆迁户往往还拥有甚至滥用“优先交配权”——财迷就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帝都土著男讲过，他就因为在帝都有房，所以连着玩了好几个“胡同女青年”（租住在帝都胡同的女性高校毕业生）。而这类胡同女青年，往往都有一个和他们差不多的来自外地的男友。
TWO.学历倒挂与卷王经济学
另外，现在的学历倒挂，和1980年代的脑体倒挂在原因上有所不同。
脑体倒挂是因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轨制下出现的暂时现象，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行业市场化，脑体倒挂现象会逐渐消失。
但如今的学历倒挂则不同。如今的学历倒挂的本质是一些特殊人群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来挤压人力资本。由于近年来增量财富减少，所有人都在争夺存量财富蛋糕，所以学历倒挂的现象似乎越演越烈。最近出现的“卷王经济学”，就是一个证据。
所谓卷王经济学，是指压榨自身的时间，金钱和劳动力，以损伤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做代价来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
在“今日太平无事”这个微信公号上，一位名叫Will Shen的公号主就此给出了大量案例。
案例1：我国南方某大型主机厂，冲焊钣金供应商一共有26家之多。报价血拼到2600吨的冲压机合模一次4块钱不到的地步。就这个价格做，客户要求从立项到试量产不超过40天。
案例2：某光伏企业，1GW签了约的订单在朋友圈里显摆的时候把背景里的客户公司logo忘了P掉，第二天就被对手以1分钱的差价抢走。
案例3：某充电桩制造商，新一代产品研发出来刚准备上市，竞争对手50KW直流快充就做到了跟7KW交流桩一个尺寸。
案例4：储能电池产能暴增，价格暴跌，部分280Ah出货价格跌至0.25。
案例5：从2021年年初至今，国内磷酸铁锂电池产能暴增了12倍，三元锂电池产能暴增了5倍。电池总产能增加了8倍。
就此，他总结云：“我从事的行业是汽车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和并购。入行20多年，从来没见过卷成这样的市场。”
这位Shen先生指出，这样的好处是：“中国技术和制造在这三年的与世隔绝里卷出了一个新世界。老外们还在三年一迭代，或者每年降本3%这样按部就班的时候，中国的汽车和新能源制造已经迭代了3-5代，制造效率每年提高了10-20%，成本更是下降了30-50%。”
然鹅，不知道是因为心照不宣，还是刻意回避，这位Shen先生对卷王经济学的坏处刻意进行了忽略：他只谈到了过分的“卷”导致大量的企业面临着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的三重打击，从金融和财务投资的角度来看那是哀鸿遍野。还不忘了说这些企业总体乐观，因为普遍预期回报丰厚的第二阶段将随着市场的成熟而快速到来。
然而，他没有提到的是：相关的厂家并未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时间来进行大幅度的技术和管理上的突破，相关的工人和基层工程师的待遇更是低到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这些人不想再生育，从而导致近两年的出生率大幅下滑——神州现在是未富先老，生育率不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22年更是出现1960年代初以来出生人口（956万）首次低于死亡人口（1041万）：
而卷王经济学的兴起，固然有财迷以前提到过的一些原因：a)科技封锁、b)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下降以及c)楼市低迷，恐怕也与d)新时代的“脑体倒挂”有一定关系——社会资本的变现优先于人力资本的变现，导致了人力资本中创新的那一部分无法正常发挥，大家只能靠着压榨自己的时间和劳动报酬来“以本伤人”应对国际竞争。
THREE.总结以及我等的对策
行文至此，我们就可以做个总结：
增量财富的减少导致社会资本的拥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都不得不来到存量财富的赛道竞争，而社会资本在某些领域拥有比人力资本更优先的变现权利，这就导致了“学历倒挂”。
学历倒挂引起的正向激励不足，又导致了社会的创新不足以及“卷王经济学”的兴起。
而卷王经济学的兴起又可能导致成本上升，增量财富不足，逼迫拥有社会资本的人去将自己的优先权变现，挤走拥有人力资本的人。
以上三段结合到一起，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死亡漩涡（Endless Loop），我等草民稍不注意就可能被这个漩涡卷进去，变得渣渣都不剩。
形势既然已经推演清楚，辣么，如何改变这样的窘境？
宏观上讲，我们需要再找到类似于“入世”或者08年四万亿大基建那样创造增量财富的新赛道。
不过，现在很明显已经没有了入世那样的外部条件，内部的大基建引擎也逐渐熄火(希望最近日益变暖的中美/中欧关系，能改善一下神州经济的外部条件,手动狗头)。这个时候，如果真要找到增量赛道，给草民按身份证直接发钱，提升内需，搞好国内大循环是最好滴——财迷已经写过好几篇文章论述其背后道理，这里不再赘述。
其实，如果不能普遍发钱，也应该至少让各地严格执行劳动法，让大家劳有所获。然鹅，理想很封面，现实很骨感，就此最近出现了很多反例。比如下面这种。正向激励少（奖金只有50）：
负面激励多（罚款1000）：
最后还直接来了个绝罚：
这样的奖惩机制如果成为普遍现象，恐怕将会让草民们惴惴不安，直接躺平——毕竟，加班没啥奖励，动不动就要罚款，还不如躺平算了。长此以往，恐怕CPI还会继续下降，经济也会继续枯萎。
总而言之，现在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激励不足。而要改变这件事，最起码也得严格执行劳动法，让底层有一点安全感。
当然，这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至于我等草民，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有如下一些策略：
第一：您可以投个好胎，争取自己拥有雄厚的可以变现的社会资本。
第二，如果没有投个好胎，那您就要做好当卷王的准备，通过提高自己的个人价值来加深护城河，以防备社会资本雄厚的人突然空降来拿走你的蛋糕。必要的时候，您可能需要不断击穿底线，做一个和刘邦那样 “必欲烹而翁，而幸分一杯羹”的人，厚颜无耻且足够腹黑。
第三，如果您既没有投个好胎，又无法做卷王，那只要您人力资本足够高（学历够好或有一定技能），出去卷可能性价比更好。
首先，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实在政策制定上更钟意人力资本高的人，而不是社会资本/金钱资本高的人。因为这有助于其改善产业结构——发达国家和地区需求侧一般都没啥问题，主要就是需要更多高科技产品（码农/AI研究者）和一些社会服务（比如医院护理）来改善供给侧。
而且，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愿意为此支付足够的溢价——即使是韩国或者渔村，711便利店的打工人月工资也在14000-20000左右。至于北美或澳新，只会多不会少。
当然，有的杠精会说消费也高。但即使消费高，也能比大陆打工人多存下不少钱。因为财迷自己就试验过。十多年前财迷来渔村读书，奖学金也就15000左右（现在是20K），去除房租（4K-5K）和生活费(4K-5K,自己做+吃食堂)，一个月可以存下5K-8K——这个金额已是深圳711便利店职员每个月的全额薪水。更何况其实如果不嫌麻烦，也可以在深圳住，几个口岸的房租也就2K-3K左右，消费也比渔村低了很多，能省下更多钱。
其实，以上都只是讲人力资本高的人润出去之后的下限，上限那就更高——即使不能成为黄仁勋/苏姿丰这样的科技革命的领头羊，也可以和袁征那样，靠着一款ZOOM这样的软件让公司上市，做到身价百亿。
总而言之，要么卷，要么润，要么会投胎——我等草民，看上去只有这三种选择。希望列位看官早日看清自己该如何选择，莫和阮籍一样“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言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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